摘要：通過對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發展3個階段和研究社群問題的討論，進一步解讀了“直面實踐”的內涵并提出了3條標準。研究結論表明，不論是馬斯洛主張的“問題中心”的研究還是以德魯克為代表的管理研究道路都是直面實踐的典范；實踐既是管理的工具價值與本體價值之間的聯系點，也是本土管理研究走向國際化的橋梁。研究結論有助于揭示德魯克之路的實踐性和可行性。
關鍵詞：直面實踐/問題中心/德魯克/國際化
作者簡介：趙良勇，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天津 300071；齊善鴻(1963-)(通訊作者)，南開大學商學院，旅游與服務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管理創新、國學與管理哲學、旅游管理，E-mail：christ@nankai.edu.cn，天津 300071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472093)
《管理學報》2016年第7期刊發了張靜等[1]的《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化的演進與展望——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的發展范例與社群構建》一文(簡稱《張文》)，引起了國內管理學者的關注。隨后，《管理學報》又發表了蔡玉麟[2]的《也談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化和管理理論創新——向張靜、羅文豪、宋繼文、黃丹英請教》(簡稱《蔡文》)一文，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質疑，并闡述了對管理學定位的看法。以上兩篇文章討論的問題涉及中國管理研究的過去與未來，事關中國管理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大方向，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1 IACMR的發展階段與直面實踐
IACMR的發展路徑和研究社群的展望是《張文》的兩部分主要內容，其中都有一些可商榷之處，具體如下。
1.1 關于IACMR的發展階段
《張文》首先介紹了IACMR的緣起及其學術活動，然后把IACMR的發展歷程概括為“引入實證研究”、“強化情境研究”和“回歸科學精神”3個階段。對此，《蔡文》質疑IACMR發展的“三階段論”不僅“內在邏輯難說清晰”，甚至有些順序顛倒，“因為按照基本邏輯應首先明確‘研究價值’(即研究目標引領研究進程)，而不是以‘研究范式’上路”[2]。對于正常的科學研究而言，基本邏輯確如《蔡文》所說：首先，要明確研究目標并基于研究價值的判斷而選定研究對象；然后，進行研究設計并依據研究方案的需要而選擇與之相應的研究方法；之后，運用該方法展開研究并探尋結論——在這整個過程中，科學精神都是首要的、基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同作為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徑的實證研究和情境研究并非同一個層次的內容。借用中政傳統文化的提法，科學精神屬于“道”的層面，實證研究和情境研究則屬于“術”的層面。
不過，作為一個學術組織，它所關注和強調的內容當然可以不按這個正常的順序。依據《張文》的總結，在IACMR 1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實證研究、情境研究和科學精神分別是該學會在不同時期所重點關注的內容；文中強調IACMR發展的3個階段只是側重點的不同，這3個階段“并非替代關系，而是疊加的關系[1]”。然而，就“疊加”的順序來說，最后才疊加科學精神確實有些不妥；當然，這句話也可能暗示說IACMR始終沒有忘記科學精神，但是由于某種客觀或主觀原因，而把前兩個階段的側重點放在了實證研究和情境研究上。《張文》說明了其中的一些原因。例如，“當前，實證主義方法仍然是管理研究的主流方法，也是IACMR各項學術活動中的主要方法[1]”。IACMR一直堅持實證方法的傳播和運用，并且為中政管理學界培養了一批熟悉并熟練運用實證方法的學者——這正是IACMR的主要貢獻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IACMR經過前兩個階段13年的發展，為什么又要進入“回歸科學精神”的第3個階段呢？“回歸”這個詞顯然意味著有所偏頗、需要調整方向，甚至是徹底回頭。
金占明等[3]指出：中國管理學研究存在一些誤區，并認為“一些管理學期刊和學者過于迷戀實證方法，出現了矯枉過正和扼殺研究方法多樣性的趨勢?！糠种麑W者，尤其是海外華人學者推動中國管理研究規范化和國際化的良苦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上述不良傾向”。該文所談及的這些現象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前文所述中的一些擔憂。其實，《張文》也認識到“現實中的中國管理研究仍然存在諸多有違‘科學精神’的現象”，在引述了韓巍[4]和金占明等[3]描述的當前管理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之后，認為“這些問題使得中國管理研究群體迷失，使研究陷入‘功利主義’而離科學的目標越來越遠?；貧w‘科學精神’正是要推動中國管理研究找回真正的學術信仰，敦促學者們保持嚴謹的態度，聽從內心的召喚[1]”。由此可見，IACMR的第3個階段之所以要“回歸科學精神”，也是因為發現了中國管理學研究中存在著一些錯誤傾向或嚴重問題，為了糾偏、也為了“聽從內心的召喚”而選擇回歸。誠然，以上描述的這些問題并非IACMR所造成，且與IACMR倡導的初衷相悖，但是至少說明IACMR前兩個階段的努力不僅無助于以上問題的解決，而且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某些不良傾向，因此，近幾年才不得不把發展的側重點扭轉回來，重新強調科學精神。
也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蔡文》認為《張文》所描述的IACMR發展3個階段的“循序漸進”說是不成立的，并且認為中國原本具有的后發優勢如果發揮好的話，應該“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彎路”[2]。這里爭論的關鍵不僅僅是IACMR發展階段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涉及到管理學研究的指導方針問題。正如《張文》所言，學者們進行科學研究的初衷本來應是基于“內心的召喚”以追求“科學目標”，對于這種召喚的回應甚至可以上升為一種“學術信仰”。這一信仰的核心就是“科學精神”，而研究方法只是體現這一信仰的手段或途徑；這里的核心目標是唯一的，但實現的方法、途徑或手段應該是多樣的，并且任何時候都不能以某一種方法取代科學精神的核心地位。以哲學語言來表述這一管理學研究的指導方針，就是必須“以道御術”，而不能相反。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①。道是核心根本，離開了就會出錯；術必須受道的制約，當術強調多了、超出了應有的范圍就必然會走向反面，最終還要回歸于道。IACMR發展的3個階段恰恰可以證明這一規律的顛撲不破。